“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，何不把开化整个县域以国家公园的理念来统筹、建设、管理。借着浙江省委、省政府提出的‘五水共治’、‘三改一拆’等转型升级组合拳的东风，在治水的同时，也要造景、美村富民。”开化县委书记鲍秀英说。

2013年，开化开始打造公园化的城市，向生态经济转型。但这个想法一开始就遭到质疑。“开化人真的开化了吗？”前所未有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在开化广大党员干部中展开，开化县县委书记鲍秀英接连抛出两个问题：“开化作为钱塘江源头，可不可以继续走粗放的模式？如果开化不抓住生态文明这个最有优势的点，还能得到国家和省级的哪些政策？”

事实摆在眼前。开化的土地要素空间几乎没有，因此根本不可能继续其传统的发展模式；而就是因为一直是粗放发展，开化多年来的经济指标总是不温不火；开化也没有更多来自上级的支持政策，除非抓住自己生态功能区的特色，先行搞生态试点。

最终，开化确立了追求的目标：生态经济化、全域景区化、景区公园化。“要通过打造美丽环境，让美丽环境变成美丽产业，最后成为美丽经济。”鲍秀英说。

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，这给开化建设国家公园的发展思路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转型也要算好经济账

国家公园战略实施3年来，开化经历了刻骨铭心的转型之痛，仅2014年一年开化关闭淘汰了68家企业。

对于转型的阵痛，开化的老百姓深有体会。在开化县齐溪村，2000个网箱养殖曾经是不少农民的财路。“那时村里26户养殖户平均每户也有20多万元的收入，政府来做工作拆除网箱，有些养殖户不理解。”齐溪村原村支部书记柴庭香说。

网箱养殖虽然给村民带来的收入不菲，但是随着施肥、投饵养鱼成为提高产量和效益的主要手段，网箱养鱼快速无序发展，造成水体污染，富营养程度越来越严重。开化一方面要给村民做思想工作终止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，而更关键的是，要为农民致富另寻一条科学的出路。

因此，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，开化努力编织这条绿色产业链条。在上游，政府积极引导农民搞起农家乐等旅游产业，在终端，开化又想尽办法大力宣传、搭建平台打开消费市场。

在姚家源村、下淤村等地，只要有水的地方，都能看到岸边的汽船、竹筏等游乐设施排列整齐，正等着迎接夏天的亲水游客潮。在某些茶农聚集的村庄，为了提高开化传统的茶叶产业的附加值，延伸绿色产业，村民被送出去接受专门的茶艺茶道培训，于是，以前只懂生产加工茶叶的开化，如今茶艺表演处处可见。

为了进一步推动绿色消费，开化县委县政府策划了浙江人反哺钱塘江源的活动，开化所有民宿和县里的星级酒店在这次活动带动下全部爆满。开化要求全县的干部，特别是专门做招商引资项目的部门都来招揽人气，一些大型赛事，大型疗休养等活动在开化遍地开花，活动日程已经排到了7月份。

开化的生态基础本就良好，再加上有意建设开发绿色资源，转型升级渐渐开花结果。去年一年开化接纳游客588万人次，旅游经济收入和旅游人次的增幅都在30%以上，农民人均收入也是翻倍的增加，不少在外打工的农民陆续返乡创业。绿色产业正在开化尽情释放着活力，带动开化经济走向另一个新的广阔天地。

生态发展如何走得更远

“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整个钱塘江源头的发展有明确定位，去年省里专门给开化县出台了一个特殊政策，市委市政府也取消了工业GDP考核，这就是让我们腾出空间转型。我们才能迅速地把产能不高的产业淘汰掉，只留一产、三产和生态工业等。”鲍秀英说。

虽然开化国家公园的规划才提出不久，但是开化生态立县已经走过了十几年，已经从生态自发、自觉到了自信的阶段。今后，生态如何变成一个制度，绿水青山如何从生态资本变成经济资本、富民资本，还需要从体制上、制度上，需要从中央到地方都来关注探索破题。

“要从省委、省政府的支持真正过渡到我们自身造血的良性循环，这个过程会遇到很多困难。其中有一部分我们自己可以解决，比如人才的培育、土地要素的分配等，但要让山水生态资源演变成经济效益，还需要更深的改革。比如开化的负氧离子含量全年都很高，这些绿色产品需要消费者。现在使用资源付费的制度没有出台，那些消耗能源的人不会主动购买生态资源，如果这种生态补偿上升到法律、制度层面，让生态保护地区的付出有所回报，这就是我们的造血功能。”鲍秀英说。

除此之外，资金收支不平衡、基础设施落后等也让开化的转型之路压力重重。

尽管如此，开化对未来充满信心。他们已经将国家公园作为今后的发展战略，并通过县人大决议的形式固化下来，使得将来不管谁来当开化县领导，都必须按照这个战略走下去